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权请求权功能的理论基础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没有很好协调，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环境破坏，公民的发展乃至生存利益均会受损，因此公民有权利请求国家保护环境良好。

英国几个自治地方政府暨主要地方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虽然这些国家的调整暂时有效，但是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并未消声灭迹。

一是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光谱，尤其是其中央层面的全国性政党对建立和维持（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的基本态度。第一次是英国议会先行制订1978年《苏格兰法案》，然后在1979年的苏格兰公民投票寻求批准。应该说，英国和西班牙的国际环境都比较有利。英国和西班牙都有走向两个极端的可能。[5]第二种是考察各国处理同一法律问题的具体办法。

[7] Vicki Jacks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Methodolog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62-66 (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o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Union with Scotland Act, 1706, 6 Ann, c. 11 (Eng.); Union with England Act, 1707, c. 7 (Scot.). [9] See,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65-7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5). [10]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如果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等地方政府都由工党执政，那么苏格兰的地方自治可以在英国基本宪制框架下顺利发展，中央和地方也可以形成比较好的配合。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2月12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方面，要求国务院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创新管理、强化服务，切实做到勤政为民。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并对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和健全行政权力依法运行机制，提出新的要求。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府在减权放权的同时，要以刚性的制度来管权限权，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以法推动政府履职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发挥法治的引导和规范作用。1月19日，国务院印发通知，对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全面实行一个窗口受理、推行受理单制度，实行办理时限承诺制，编制服务指南，制定审查工作细则，探索改进跨部门审批等工作，并强化监督问责。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合理划分管理权限、部门主动协同放权、突出监管重点、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和创新监管方式等要求。这既推进了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又遵循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则

第15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1]这些对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模糊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的确影响着我们对特别行政区自治性质的认识。【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授权的宪法逻辑：地方制度新论》（批准号：10YJA820012）。【摘要】从国家权力的来源、地方是否分享有制宪修宪的动议与批准权、基本法与宪法关系以及基本法的性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划分管理事权的方式等方面看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性质是单一制授权性地方自治。

以上我们从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基本法理与宪政逻辑分析了特别行政区自治具有的授权性自治性质，她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仅仅从基本法的内容上去分析没有改变我国单一制结构形式，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后者即从基本法的规定本身来论证说明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我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地方自治政府，而没有从法理宪政逻辑上厘清这些问题，实际上规范的深处是逻辑，法律背后是法理，法理与逻辑的分析既有助于基本法本身及其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应然与实然。1999年12月国务院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一是就基本法中规定的具体授权而言。就授权的原理与机理来说，这种授权是指已经拥有某种权力的机构再将法律赋予自己行使的权力授权给其他机构来行使。

就基本法所规定的自治事务范围而言亦有许多学者称之为无须中央政府进一步授权的权力。[16]就香港基本法规定而言包括基本法第16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

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们与中央的关系，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不是平行的、并列的伙伴关系。基本法的规定及其运行实践来看，特别行政区实际享有的权力包括授权的地方自治事务和授权的非自治事务（包括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两个层次，在基本法中主要通过三种类型的授权形式来实现。

其次，从地方是否分享有制宪修宪的动议与批准权来看，与联邦制国家主权源于地方让与不同，单一制国家主权是由人民整体直接授予的，主权必然为国家所独占，而不能与地方分享，这种主权集中体现在宪法的形成与修改之中。[7]杨静辉、李祥瑟：《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14]这种授权在基本法中通过基本法第2条体现出来，即规定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9]王禹：《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9期。事实上，全国人大及国务院通过制定其他法律文件等方式授予特别行政区某些具体事项的权力的这种授权方式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之前和之中均发生过，在《基本法》实施之后可以归为第20条所规定的其他权力之中。理论上既可能包括基本法还未授予的自治地方事务，也可能包括基本法还未具体授权的非地方事务即国家主权事务。

[5] 循着以上的理论与思路我们来分析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来源，会发现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不仅没有改变我国国家结构形式，而且使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获得了新授权性自治内容。在这两个不同领域事项的授权，其授权规则、性质与形式应该有所区别。

但一般性授权方式并不一定都是第一次意义上的授权即关于自治地方的地方事务的授权，也可以是某个国家机关如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第二次授权，如特别行政区的对外事务的授权就属于此种情况。因此，基本法第13条第2款专门列明特别行政区对外事务的权力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本质上属于王禹教授所讲的第二次授权即这种授权是已经拥有某种权力的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再将法律（宪法）赋予自己行使的权力授权给其他机构（特别行政区政府）来行使，它与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关于地方事务的自治权即基本法第16条、第17条、第19条有着不同的授权来源，显然后者属于第一次授权即宪法和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某个主体的权力赋予，授权主体是主权自治的国家，而不是某种国家权力机构。

二是两部《基本法》第20条都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近年来也有学者按照不同授权类型进行了分类研究，如程洁：《中央与特区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载《法学》2007年第8期。

授权主体（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宪法赋予的某些特权通过基本法载体将其某些具体的权力授予被授权者即特区政府（第96、125、133、134、154条）或特区法院（第158条）。（一）授权的地方自治事务的授权机理：一般性授权 就授权地方自治事务而言，由于地方自治事务本身是地方自治权存在的基础，因此主权自治的国家可以通过一般性授权将属于地方自治事务范围的权力授予地方自治主体，这种授权是宪法与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某个主体的权力赋予，……这里的授权是指对权力的直接设定，宪法与基本法并不是授权主体，而仅是授权的形式和载体。[17]杨静辉、李祥琴：《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8页。进入专题： 特别行政区 授权 自治 。

值得注意的是授权性地方自治事务是通过一般授权来实现的，但通过一般性授权的事项并非都属于地方自治事务。该观点作者将在另外一篇题为地方自治的宪政之维中论述之。

其次，就这些具体授权的权力内容来看。[13]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说明外交事务并非自治事务，属非地方自治事务，但该条同时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郭天武、陈雪珍：《论中央授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载《当代港澳研究》2010年第2期。

199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有关机构处理国籍申请事宜。而过程性授权表明的是地方自治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本源性权力主体的合法性授权，表现为国家权力向自治地方权力转化的过程。[10]王禹：《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9期。例如，2006年10月3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深圳湾口岸启用之日起，对该口岸所设港方口岸区依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首先，就这些具体授权的性质来看，这些规定的表述有的直接采用的是具体授权（如第133条），有的采用的是授权（如第134条），但无论是以何种表述方式均有具体的授权主体，且这种具体的授权主体即中央人民政府（第96、125、133、134、154条）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8条），这些权力主体享有的这些相应权力由宪法设定即所谓第一次意义上的授权。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而言，基本法第13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因为，单一制国家大多用法律而非宪法的形式在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之间具体划分管理对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既然二次的具体授权内容总体上属国家主权事务而非自治地方的地方事务，那么国家主权事务被授予给一个地方政府行使的界线在何处，这是研究特别行政区自治与授权中特别需要重视的大问题。

首先，从国家权力的来源上说，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并没有改变我国国家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事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是按原来已有研究重新罗列与重复，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解释其中授权原理与技术，以此来说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合法性来源。